李公明讲述黄新波左翼木刻艺术:不是喊口号而使弱者得到温暖的抚慰

原标题:李公明讲述黄新波左翼木刻艺术:不是喊口号,而使弱者得到温暖的抚慰

此次讲座的主题是“广东画家黄新波的左翼木刻艺术”,主讲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文史学者罗韬担任嘉宾主持。

黄新波(1916-1980)是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代表性画家。木刻的先锋性、革命性、思想性、批判性,是其他画种所不能比拟的,黄新波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罗韬认为:“黄新波虽然是广东籍(艺术家),但他是属于中国的、属于中国美术史的。”

此次讲座,李公明教授聚焦的是黄新波第三次香港时期(1945-1949)的创作。

“从黄新波一生的艺术创作历程看,第三次香港时期最受关注的应是他的油画创作探索及由此产生的批判风波;但是,版画方面的创作也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控诉》(1947年)、《卖血后》(1948年)、《码头》(1848年)和《香港跑马地之旁》(1948年)等一批作品充分显示了他的版画创作的新特征,在思想和艺术上也达到了深刻与成熟的境界。从目前的研究看,这批版画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黄新波长女黄元教授也来到了现场。她表示,黄新波去世四十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关心、关注他的艺术,令人感动。

黄元记得,父亲跟她说过,山水、花鸟这类题材,自己只是不画而已,“真要画,我可以画得很厉害,但我不画”——也就是说,黄新波更倾向于社会题材。

近期,大英博物馆中国馆收入了一批中国抗战时期的木刻和漫画作品,黄新波有7幅木刻作品入选。黄元指出,一件艺术作品要感动全世界,“一定要有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命运、对社会的关注”。

对人类苦难的深刻体察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讴歌与追求,构成了黄新波在艺术追求上比过去更强烈、更鲜明的底色。

抗战结束后,很多文人、艺术家纷纷南下香港。1945年9月,黄新波第三次来到香港,他的朋友圈也朝着更有凝聚力、更有艺术实践性的方向发展。

1946年,黄新波发起并与黄蒙田、陆无涯、梁永泰、陈雨田、符罗飞、萨一佛等人组织创立了“人间画会”,其全盛阶段有55名成员。

“人间画会”先后举办了“风雨中华”漫画展、“六人画展”、张光宇“西游漫记”漫画展、廖冰兄“猫国春秋”漫画展、人间画会春季展览等展览活动,影响极大。

李公明指出:“这是左翼美术运动在南中国的最后一次聚集,对战后的香港左翼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香港的艺术堡垒’。”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随即,黄新波进入该报,担任外勤记者。

《华商报》坚持“文人办报”,重视香港当地新闻和社会问题,关注香港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积极反映其利益诉求。黄新波作为外勤记者的经历,对他此时期的创作有着深刻影响。

黄新波在第三次香港时期,只创作了8幅版画。《聆》(1947)是黄新波此期创作的第一幅版画,用较为含蓄的意匠方法描绘了40年代香港的木屋区。

在李公明看来,同样创作于1947年《让我们捡起这未熄的火把》似乎没有引起评论家的关注,黄新波自己也没有谈过这幅画,然而它的主题却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李公明对此的解读是:这幅画体现了左翼艺术的斗争精神,“不是喊口号,而是把奋斗、斗争当成生活中的一种幸福境界”。

黄新波1947年春创作的《控诉》,是他此时期版画创作中情感最激烈、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与柯勒惠支的艺术影响有更密切的联系,而其创作动机中所针对的事件,则显示出更为复杂的香港历史语境。

1947年,香港中英边界发生了“四学童事件”。根据时任香港文委委员的作家司马文森的记述,该事件为新界上水四个童子军到宝安游玩,被宪兵关押,拷打后枪杀。司马文森随即创作报告文学《上水四童军》,黄新波则为它画了一组插图。

“如果黄新波仅仅创作了这组插图,这个事情就完了,那就真不是黄新波了。”李公明在讲座上说。激愤之下,黄新波创作了《控诉》。

《控诉》具有极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妇人的半个脸庞是悲愤情感的中心点,受害儿童的身体占据画面前方,那被子弹夺去生命的幼小身体,是最触目的无声控诉。

在黄新波的艺术构思中,要表达的最重要、最强烈的感情不是哀伤或悲痛,而是“控诉”,这是从悲悯上升到愤怒与反抗,也是最为震慑人心的审美力量。

黄新波的版画艺术一直深受珂勒惠支的影响。据黄蒙田回忆,1938年,黄新波和他在广州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肯特、格罗泊等艺术家的原作,珂勒惠支作品在其中最突出,她也成为黄新波的偶像。

黄新波写有《悼念凯绥·珂勒惠支》一文,文中指出:“这颗伟大的灵魂,是‘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在昏沉的大陆上,永远揭起呼唤醒觉的战旗,吹起慈爱,雄壮底号角。……在她的作品里,无论是钢刻、石刻和木刻,它所表现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使弱者会得到温暖的抚慰。”

黄新波在这些版画中以极为概括、简练的黑白木刻艺术语言表现战后香港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以悲悯与爱塑造了在黑暗的人世间不屈地生存的广大人群。

这些作品不仅是左翼木刻艺术的珍贵成果,更是记录此期香港社会史、劳工史的珍贵形象史料。这也是香港都市漩涡中的左翼美术留给后世的历史形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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